「海沒有記憶,但也可以說海有記憶,海上的浪和石頭,都必然存在著時間的刻痕。」
朗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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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榮文:重省1968初心 創造書業集體繁榮
08/14 2018
王榮文:重省1968初心 創造書業集體繁榮

我在出版界已經超過45年,擔任台北國際書展基金會董事長期間,一直希望能兼容並蓄全世界最重要的兩大書展——以版權市場為主的法蘭克福書展,以及把作家與讀者互動為核心的萊比錫書展。但最終台北書展還是參考法蘭克福居多,所以我卸任後,就想要把萊比錫書展朗讀會的模式引進台灣。2013年,便發起了華文朗讀節。

跨界共讀文學之美,造就愛書人的嘉年華會 從第一屆起,「跨界」就是朗讀節的傳統,因為主辦場地華山文創園區的特色就是跨界,所以我期待策展人來呈現朗讀節的跨界,像是用聲音來豐富文字,或引進不同領域的讀書人,包括電影界、導演、明星、劇場等。 此外,也希望有別於台北書展,讓創作者本身的才華有機會被更細緻地彰顯,所以喊出「春看書展,秋聽朗讀」,在台北、高雄同時動員百家出版社,推出百本朗讀選書和萬種出版作品,邀請人氣作家、各界名人共同參與,同時間還有各種藝文表演,造就一場跨界文學嘉年華會。 比較行之有年的,是每年都會有一場馮翊綱朗讀金庸作品,聽他讀金庸,儘管一個字都沒改,但是他聲音中有表情、有感情,聽眾情緒跟著起伏,讓我真正感受朗讀的力量。蔣勳今年首度加入朗讀節,過去他曾在TED╳Taipei用18分鐘朗讀一首詩,動人極了!

辦了三年後,2016年我才真正去一趟萊比錫,見識那個盛況,雖然說不上震撼,但還是很出乎意料。現場看不到什麼宣傳,但就有作家到咖啡館朗讀,也有人要付錢聽,一場要價十幾塊歐元。萊比錫人口不過就跟台灣的板橋一樣多、約55幾萬人,但在那三到四天之間,竟然可以有高達三千七百場的大小演出,從早到晚所有的咖啡館和酒館都被徵用成朗讀講座,也不是為了賣書,但全世界的出版人都會在每年的同個時間造訪那個小鎮,在各個角落朗讀、聆聽,自然而然形成書界盛事。台灣要以此為標竿,還需要很多努力。

主題反思自由 回顧台灣1968大時代 今年朗讀節主題是「讓想像力自由」,以1968年法國五月革命為發想,要在出版業這麼不景氣的當下,發起書業革命,我也藉此機會回顧了一下1968年的自己。 照片是很好的回憶線索。那一年我大二,照片都是在野外露營,但其實心裡是在思考人生的意義。我算是班上的活躍人物,常約大家去爬山露營。記得有次大家去石碇皇帝殿爬陵線,傍晚他們都回家了,我卻自己帶著一頂蚊帳在山上野宿,有次也一個人躲到政大後山黑夜沈思。現在想想,當時我心裡應該是有一塊自己也不能理解的地方。

為什麼當時會做這樣的事?主要是受大一買的一本書的影響—— 弗蘭克(Viktor E. Frankl)醫師所寫的《 活出意義來:從集中營說到存在主義》,那是一個存在主義很流行的時代,但其實這本書講的不是存在主義,而是心理學。作者藉由年少時親身在集中營內的體悟,針對集中營的倖存者研究,發現能在獄中堅持活下來的人,都找到了生命的意義和活下的理由,他因此發展出一種「意義治療法」,所有人都要找到他生命存在的意義(search for meaning),才能活下去。

這本書養成了我後來做事情的一個重要習慣——尋找意義。辦華文朗讀節,就要找出辦這個活動的意義,不管用企管理論、社會學理論等,也會問每個人為什麼參加?如果他能說出一個說服我的理由,那他就能享有我所賦予的無限自由。

不過,1968雖然是西方國家流行存在主義和嬉皮的年代,但台灣卻是前總統蔣經國在整理自己班底,《文星》書店也是在那一年歇業,我在那樣的環境下定型了一些價值觀,直到現在。
我中學起就相當崇拜胡適,從高中到現在寫日記筆記都還是寫「胡適體」。60年代《文星》雜誌以李敖為總舵手,大力支持胡適的全盤西化,掀起中西文化論戰,也得罪了當權,最後被迫於1965年停刊。所以我1967年到台北上大學,第一件事就是到文星書店朝聖。雖然停刊了,但看到搬到峨嵋街的文星書店裡滿店書刊雜誌,極具現代性佈置的櫥窗裡有「古龍御用封面畫家」龍思良為《文星》雜誌創作的各式封面、「播種者胡適」的照片、和一簍雞蛋,那是我第一次深刻感受到文化的震撼。

還有一段後話是,1975年我創辦遠流出版社,資本額40萬。那時得到一個消息是文星書店創辦人蕭孟能要將當年的圖書室賣掉。蕭要賣我10萬,這對我不是小數字,但我一口氣答應,自己找來七輛大卡車載走。印象最深刻的是,我揮汗如雨的搬書時,李敖還從隔壁探出頭來說,「你要這堆垃圾幹嘛?」然而當年許多文星作家和李敖的手稿都成為我很重要的收藏。

面對書業蕭條 朗讀節還有三大挑戰 出版業曾經有過繁榮,但如今在台灣推廣閱讀、朗讀,卻是困難重重。六年來,我們花了很多心思企劃、佈置場地、營造氣氛,但成果還是有限。原因在於,朗讀在歐洲自有其傳統,但在台灣,讀書還是很個人的活動,儘管我們一直努力把朗讀變成有感染力、有溫度的行動,但要民眾去聽一場公開朗讀,接受度還是有限。
所以我認為,如果華文朗讀節要發展下去,也要累積出一個儀式,也許要像TED。學習,他們有一套很成熟的Know-how,讓任何要上場演講的人知道要怎麼在十八分鐘之內,完整表達理念,並與台下互動。現在朗讀節雖然會有導演安排、彩排走位,不過因為一場至少一小時,場地規格有限,未來我們要繼續辦下去,也要想辦法讓來朗讀的人,有個guideline依循。 另一個困境是,華文朗讀節至今還沒有找到很好的商業模式。我們堅持不把交易納入,固然是和台北國際書展做出了區隔,但沒有書商來,活動經費誰要出?所以老實說這幾年下來,我們試過擺攤、賣票與否等,成效都不是很好,因為最終,我們還是希望把重點放在「鼓動出版社、作家和讀者的熱情」。這最重要,如果沒有做成,一切都是空想。 最後,近來台灣在華文出版的發展上受到一些市場上的限制,但文學之所以可貴,在於即便是同一種語言,也會因為你生活環境的不同而長出不同的花朵,所以台灣要證明自身的辦法,就是要能寫出更強大的作品。 我一直想做的都是擴大內容價值,不管是出版書,還是做文創園區。我以前對出版最大的企圖,是做出像《哈利波特》那種作品,可以賣到全世界講英語的國家,台灣作家如果作品夠好,也可賣到全世界懂華文的地方。中國大陸歡迎台灣的作家,只是不歡迎出版家,從這點來看,內容才重要。 所以,即便紙本市場正在消退,但我相信,文字的意義和文學的魔法,永遠不會消逝;言說的技巧、說故事的魔力,也永遠都會被需要。不管載體怎麼變化,永遠都會有創作者,也永遠都有出版人或策展人服務他,只是不知道未來這個行業會在哪裡繁榮——至於你能不能走到那邊,並把自己放在對的位置,則是每個人的選擇。

今年朗讀節,我會和大家一起帶著書本上街頭,期待為內容產業創造集體繁榮! (作者為華文朗讀節發起人、台灣文創發展基金會董事長、遠流出版事業發行人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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